官方通报公职人员被曝涉不雅聊天，如果文在寅现在特赦朴槿惠？
韩国总统有特赦的权力，比如1997年4月17日，时任总统的金泳三九就发布过特赦令，特赦已经关入监狱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
既然有过现任总统特赦前总统的先例，如果文在寅现在特赦朴槿惠，当然不违反韩国法律，至于要不要特赦朴槿惠，文在寅有自己的算盘：
要考虑到对自己政党声誉和下届总统大选是否有利，也要考虑韩国民意对朴槿惠的态度。
以前老金说过，朴槿惠的罪除了国情院受贿案比较严重，闺蜜干政案虽然民意反对声浪大，其实从法律意义上可大可小：朴槿惠依赖闺蜜崔顺实做很多决定，说崔顺实干政也可以，说朴槿惠把崔顺实当成总统顾问也行，只不过差一个任命证书而已，总统也不是神仙，谁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咨询过周围的人呢？
既然罪名可大可小，就给法官，检察官乃至文在寅总统本人一个操作的空间：如果韩国民意强烈要求治朴槿惠的罪，那么文在寅就不会特赦朴槿惠，而由他任命的检察官，一手提拔的法务部长秋美爱连同法院重判朴槿惠，这样文在寅就顺民意，让自己和自己的政党获得更高民意支持度，为下届总统大选做铺垫。
朴槿惠对反对党大国家党也有用处：以黄教安为首的大国家党把朴槿惠被判刑，严重超期羁押当做一张悲情牌来打，不断通过游行，抗议，静坐，甚至议员联名上书（这些手段以黄教安为首的反对派都干过）等方式要求文在寅给朴槿惠保释，减刑甚至特赦；
一方面给文在寅和他的政党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用朴槿惠入狱后所受的苦难来博取韩国民众的同情心，进而让反对派政党的民意支持度提高！
目前还看不出以黄教安为首的大国家党利用朴槿惠这张悲情牌有多大作用，毕竟朴槿惠在总统位子上错事比较多，影响比较负面，韩国民众除了少数朴槿惠铁粉之外，普通民众难以改变对朴槿惠对看法，同情归同情，让他们对文在寅施加压力，特赦朴槿惠，估计很多韩国民众未必同意。
对文在寅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民意压力促使他特赦朴槿惠，所以他暂时不会特赦朴槿惠，除非某一天民意反转，大家都要求特赦朴槿惠，文在寅才发布特赦令，这时候违法不违法都不重要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人执行的。
你认为文在寅会特赦朴槿惠吗？特赦朴槿惠是违法的吗？期待你的留言讨论：
感谢阅读老金看世界，期待你的点赞，留言，转发，收藏，关注。你觉得跳广场舞的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答:喜欢跳广场舞的人大多数为中老年女性，男性及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的目的是:1，为了锻炼身体，喜欢跳舞，热爱生活。2，广场舞巳传遍全国各地，人们过上了幸福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载歌载舞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3，我也是喜欢跳广场舞的人，退休后在家带孙子，白天忙家务，有空听歌学舞，晩上出门跳下子广场舞，放松一下心情又锻炼了身体，和姐妹们开心快乐舞出了健康，这多好。4，生命在于运动，喜欢跳广场舞的人，头脑好使记忆强，四支灵活，健健康康棒棒的!一定会长命百岁!
农民工叫法被取消了？
“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称谓。当这个时期过去之后，社会和历史的条件变化了，这个称呼也就自然消失了。所以，不存在什么被取消的说法。
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身份是农民，却在城市工作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身份不是农民，却工作生活在城里。按说应该算是城里人，可是，城里人享有的一切社会福利和生活偏利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城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出力出汗。可是除了干活之外，城市里没有他们的居留之地，他们除了简陋的工地窝棚之外，没有权利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的孩子不能拥有在城里上学有权利。他们的妻子丈夫不能在城市里过上正常人阖家团圆的生活。这一部分人就是所谓的“农民工”。
农民工的存在，是城乡二元化社会管理体制之下的产物。同时，农民工的存在，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生。它又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均等的产生。农民工的产生，体现着城乡二元化社会体制之下人与人身份的不平等。但是，农民工的出现，又体现着农民群体身份的转变，也是他们生存状况不断改变的象征。因此，农民工这个词汇，实际上体现出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巨大社会变化的事实。
农民工这个词本身不带有任何歧视的性质。它只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准确描述。因此，带有歧视的不是这个词，而是人的眼光。当你的眼光带有鄙视意味时，歧视的是你，而不是词语。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内。这些身在农村，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大量进入城市，补充了城市产业工人的不足。他们进城之后，由于文化水平和个人能力的限制，只能干那些最苦最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因此，他们是处于产业分工最低端的弱势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被欺负被侮辱的是他们，被拖欠工资的也是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
农民工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长期存在，他们只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到今天，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化的体制已经在事实上被打破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在个人的户口本上，不在有农村与城镇的区别。而一律称之为“居民”。当然，居民有生活和居住在城市的，也有居住在农村的。三十年前，农村人费尽心机，想获得一个城镇户口，而今天。城里人想获得农村户口已经是千难万难了。
既然身份上的二元化被打破了。那么，城市的打工者就处在同一身份之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再无差别。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农民工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进程打工的农民年龄上以六0后和七0后为主力。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是具有农民和城市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把他们称为农民工是名幅其实的。到八0后，就算是家是农村的，学校毕业之后务农的也只有极少数，大多数人从事的已经不是农业劳动，不能算是农民了。在国家户籍政策取消城乡二元体制之后，无论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孩子，在务工时身份上的界限被打破了。因此，农民工的现象，到此大约自然消失了。
农民工现象虽然消失了。但是，在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工作中，原来农民工所承担的工作还是有人在干。现在，把这部分人称为农民工已经不是合适了。无法准确表达他们的社会身份。于是，也就需要有一个新名称来称呼这一部分人。至于叫什么，社会慢慢会有共识。不论是叫“产业工人”也好。工人也好。总之，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已经过时了。
如何看待上海西郊5号餐厅？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是经常被人拿来调侃的一句俏皮话。
但在近日曝光的西郊5号“40万元天价饭局”面前，这句话“一语成谶”，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一个“噩梦”——
天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土豪的人！这是你三辈子都不可能做到的！
西郊五号的“四十万元天价饭局”曝光后，媒体还有市场监管部门高调介入，这原本是应有之意，但调查下来的结果如何呢？
饭局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真金白银，没有问题。
不过，饭局的组织者、参与者却仍旧成谜。
最吊诡的是，一番调查下来，竟然还是不明不白，各方各说各话。
据《新京报》的报道，餐厅老板孙兆国告诉该报记者，晚宴是“迪拜人请中国人吃饭”，菜品属于私人订制，食材是是从各地运送。
然而，根据账单显示，饭局的主要菜品为鲍鱼、野生响螺、鳄鱼尾等珍品，其他居然还有“烧酒酱肉”这种猪肉菜式，这对阿拉伯人来说，未免也过不敬、也太匪夷所思了。
从常理上说，这些菜恐怕阿拉伯人连听都没听过，怎么可能会私人定制这些东西？就算是他人请客，如果席上有阿拉伯贵宾，少有常识，又如何会点这些东西？
还有传闻说，这顿晚宴是“迪拜王子请客”，还表示“40万元吃顿饭在迪拜根本不算什么”，这真是欺负迪拜王子，也欺负人没去过迪拜了。
迪拜王子是哈姆丹王储的代名词，但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近期哈姆丹在中国出现的迹象。再者，王储不远万里跑到上海请一帮庶民吃饭，还被爆出请客细节，这未免也忒LOW了。
此外，8个人吃40万人民币（不含酒水），这是迪拜哪个最高级的餐厅、点最贵的菜肴所能做到的？站出来走几步？
从点菜品味和消费风格来看，这次的天价饭局不会什么迪拜王子或阿拉伯贵宾之类，这很显然是一场极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局。
不管餐厅老板也好，某些幕后的重要金主也罢，无非是想甩锅给迪拜王子、演这么“一出好戏”罢了。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背后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