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互动,中国的远古神话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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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互动,中国的远古神话是如何形成的?

我是小七,一个喜欢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一个沉迷于扯淡的萌妹子。这篇稿子来自于白银末裔。

现存的神话文献里,不论是《山海经》、《天问》,还是《诗经》,都对于三代之前的神系做了一些修补和阐述,汇总到一起来看,大体讲了炎帝、帝俊、黄帝三大家族故事,以及四帝、治水两大体系,女娲、王母与女歧的神话则单独存在。

炎黄互动,中国的远古神话是如何形成的

(图片来自于:邻州欧阳 )

女娲、女歧神话时代

按照文本记述的详略程度,以时间来算,大致可推断女娲神话诞生的时代最早,其次是女歧,再次是王母,到了父系上台之后,则先是有炎帝神话,之后是帝俊神话,最后才是黄帝神话。

至于四帝体系是出于四星宿崇拜,还是在五行学说兴起之后才诞生的,无法判断,只能单列于此。至于治水体系,大致出现时间比黄帝神话略晚。

如果从考古和地质史上来阐述的话,女娲神话诞生时,处于智人基因突变的关键时期,大约4—1.2万年前。最有可能的是4—2万年前和1.8万年—12640年(±100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间冰期,气温有所上升,覆盖大陆的大冰盖融化,女娲神话里的关键元素"造人"、"治水"、"补天"都能在这一时期有相关的史实证据。

(末次冰期最盛时期(2—1.8万年前)中国境内大陆冰架与冰川扩张示意图)

女歧神话所诞生的时代比较模糊,"女歧无合,爰生九子",对于这个女神来说,只能判断出其诞生的年代,依旧是女性生殖崇拜比较盛行的。而且与女娲神话共同参考比较的话,会发现两者都暗示了当时似乎存在巨人神话,不知龙伯巨人是否是相关神话的孑遗。

王母神话时代

王母神话最早的记载,出自商周时期的金文,至于金文里提及的"王母"是否就是《山海经》里的西王母,这个尚有争论。抛开争论,单就传说来说,"戴胜"这个标志着神权和祭司的特征足以证明,该传说诞生时最早也已经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15000年前),最晚则是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胜"这个物件,最初只是纺织的一个部件,后来在汉代演变为戴在头上的饰物。目前出土的最早胜实物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是作为织物过程中的工具存在的。但这一时期的考古证据表明在此之前织物技术就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发展时期,所以胜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没有定论,只能推测说比河姆渡文化出现的时间还要早。

织物是出现比较早的人造物,却极不易保存的。丝麻还好些,树皮衣、鱼皮衣这样的衣物保存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是成为文化遗存了,所以只能把纺织衣物可能出现的最早时间与神话诞生时间相提并论了。

炎黄、蚩尤神话时代

到了《山海经》里记述的炎黄时代,气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也极其剧烈。共工祝融神话所暗示的洪水泛滥,夸父逐日神话所反映的干旱,横跨了黄帝家族孙辈以下几代人的洪水灾害,无不反映着这一时期气候变化的剧烈。

但这并不意味着炎黄神话是紧跟着上述三女神神话之后就诞生的。从文本的详略程度来看,炎帝神话出现的时间相当久远,最早可能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经出现,最晚也不会晚于6500年前的海进时代。

这个时代里虽然出现了基于男女分工而有所区别的性别分化,但女性生殖崇拜与母系群落依然是主流,男性仍然是从属地位。而在6500年前的海进时代,气温整体比现在高1—2℃,海平面也比现在高3米上下,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向父系血缘家族组织转化。炎帝神话里既然是以父亲作为主导,那就不可能比这个时间还晚,再晚一些的话就要和传说中自己的后代榆罔一起和黄帝打架了,没办法作为祖先神存在了。

帝俊神话之所以说是在炎帝之后,是因为该神话当中出现了明显的男性生殖崇拜与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现象。

鸟、日、柱状物(陶祖、石祖之类)、矛刀类武器血衅(以人血或动物血浇在器物上的一种祭祀仪式),这些明显的男性生殖崇拜事物逐渐取代了蟾蜍、娃娃鱼、鱼和各种蛇类成为了祭祀和神话的主体。这个时期不论是南方的河姆渡遗址、湖南城头山遗址,还是北方黄河流域下游的大汶口遗址、中上游的仰韶遗址,这类祭祀屡见不鲜,并且开始出现环壕聚落。

环壕聚落的出现,表明在剧烈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逼迫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了更为剧烈的战争。这也是炎帝神话后半部分、帝俊赐神器与人类英雄后羿下凡的原发根源之一。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以为中国大地的祖先们还在林地里搭着帐篷,屈居于岩洞里,那就实在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了。在6500—6000年前的海进时代里,我国就已经进入了城邦时代。大约6000年前,湖南澧阳平原一带,在本地早就存在的土围子文化基础上,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城池——城头山古城,很快,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开始向长江中游扩散,先后有17座史前古城冒了出来,长江中游也率先进入了城邦时代。

其后,这种文化影响开始北上,先沿着淮河进入到黄河下游,继而开始向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圈传播。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和人口流动,也铁定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神话与传说,而那些被摧毁和遗弃的城址就此丧失了他们口口相传下来的神话,消失的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以至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想要续都续不上,这也是为什么不同家族神话割裂感如此强烈的原因。

(新旧时期时代部分著名文化遗存分布图)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各种大小城邦多如繁星,但如今我们发现的却只是其中一角,而像三江平原、江汉平原、珠江平原这些地方按照类比也应该有着数量可观的城邦存在,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就像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比后母戊大方鼎还要大的浇筑模具的存在,知道还有比这个大方鼎更大的青铜器存在于这片土地上,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也没有被发现一样,那种感觉实在难受。

也是在这一时期,汉族人的第一位超级祖先已经出现了。至于是不是传说中的帝俊,不知道。

(中国汉族超级祖先Y染色体单倍群分化扩张年代表)

即使远至内蒙南部和东北西部已经出现了有着成熟玉器与礼制的红山文化,知道了他们祭拜女神(这位失传的女神的故事我们也不得而知),西北的马家窑也好,江南的良渚文化也好,土墩墓、玉璧、玉琮这类后世汉族传统文化当中的典型文化因素都已经出现了,甚至三代时期的礼乐制都已经各自发展出了雏形,以中国西北地区为中心也已经开始出现了青铜器,但是,我们的黄帝家族和蚩尤还是没有登场。

他们的登场还得再过800—300年,来到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这个全世界陷入"灭绝"怪圈的时刻。

灭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能精确到几点几分的,它是一个残忍而又不可避免的过程。

这次灭绝是针对于全世界的文明而言的,在中国境内,它开始于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崩溃,由此开始中国境内开始了一场时间跨度数千年的大规模重组。

仰韶文化崩溃后,许多中原子民,不断向甘青、巴蜀、青藏甚至云贵和新疆地区移民,使得中原文化向更远的地方扩散。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并对郑州、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石器时代中期几大区域文化)

此时气候开始逐渐变得寒冷干燥,以此为界限,中国境内的区域文化发生了巨变,其中最为后世儒家诟病的人牲开始出现并成为黄河中游地区即中原地区祭祀礼制的特点。这也不是中国人祖先们第一次遭受气候巨变引发的灾难了。

3万——1.8万年前,如今桑干河地区的三大古湖相继解体,引发的洪水冲击如今晋城以北、承德以南、东到大海的光大地区,至于这是否就是女娲治理的洪水,不知道。

(桑干河流域图。3万年前,大同古湖、张家口古湖与涿鹿古湖开始崩溃,发生持续了数万年的湖水外泄。)

12640年(±100年)左右,一颗富铁的直径约1.5公里的陨石以19.3公里/秒的速度击穿格陵兰冰盖,其爆炸所释放的能量有700兆吨TNT当量,相当于一瞬间引爆470万枚广岛原子弹。这颗陨石成功引发了"新仙女事件",并带来了长达1300余年的小冰河期,世界各地急速转入严寒,两极和阿尔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盖扩张,许多本来迁移到高纬度地区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短短十年内,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地球表面约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同一时期被焚烧。

(新仙女木事件中冰盖与大陆冰架覆盖区域示意图之一)

直到11500年前,气温才又突然回升。

这还没完。刚过了1600余年,气候又突然变冷,持续时间200—1000年左右,大量的冷水和淡水进入到洋流循环系统当中,扰乱了原有的温度调节系统。冰期带来的是冰盖和冰架在大陆与海洋上来来回回的扩张收缩,间冰期则带来了反反复复的洪水灾害。

从8200年前开始,气温就一直稳步升高,现在中国境内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阔叶林遍布长城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而5000年前这次气温转冷也基本破坏了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文明,为接下来的文明大融合以及复兴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但中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此时只修了个西山城堡,不久就毁弃了,中原城市化的进程也中断了。但文明并没有就此止步,来自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不断渗透到中原地区,在4500年前后,形成了几支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特色的地方文化,被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在仰韶文化的子民们四处流浪的时候,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也因沙漠化,逐渐失去了往日辉煌,一部分掌握了石墙筑造技术的红山文化人群,向南边的长城地带扩散,融入当地土著和其它移民之中,形成了阿善文化和老虎山文化。他们由于气候恶化,资源紧张,社会冲突加剧,建造了一系列形势险要的石头城堡,这也是后来石峁古城,后世中国北方各类城池的雏形。

时间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后,由于文化区间空白地带渐渐消失,环境变化,人类社会动能加大,互相间发生普遍的碰撞,各区域间交流与互动乃至冲突增强,文化进入调整与重组期,尤其是聚落间和聚落内分化加强,奢侈品在上层之间的交流与争夺,使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速度加快,个别区域的中心聚落比如良渚等已初步形成具有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管理的城市功能,一场社会的巨变正在孕育中。

这时候,我们的黄帝和蚩尤此时也登场了。黄帝最出名的两件事儿,就是打了两场仗,在涿鹿击败蚩尤,在阪泉击败炎帝,这个神话事件反映出来的史实与历史上这段时期的社会演变吻合。

(中国青铜器发展演变示意图)

此时的中国,北至内蒙,南过长江,西过河西走廊—拉萨一线,绝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城址遗址,有的规模已经达到四百万平方米,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青铜、红铜冶炼制品,而长城地带贼出现了畜牧型农耕社会。其中山西陶寺遗址出现了首领墓葬,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

这意味着,装备军队用于战争的金属武器已经出现,以原始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开始形成。首领制集团(军事首领、政治首领未知,但很大程度上是集军权、神权、王权于一身的存在)已经存在,超大规模城市聚落及卫星城镇也达到相当规模。

中期尤其是晚期大批城址在各文化区的普遍出现,不仅加快了区域性文化要素的汇聚与融合步伐,甚至影响到区域性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轨迹、性格与相互间互动的方式,直到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马与马车等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中以垄断性面貌出现,社会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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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姓是炎黄子孙吗?

问题:黎姓不是炎黄子孙。1. 黎姓的文化起源和炎黄不同。据历史记载,炎帝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始祖,而黎姓是属于夼族或蛮族的后代,他们的文化传承和炎黄有着明显的差异。2. 黎姓的祖先大多生活在华南地区,与炎黄子孙的主要分布区域不同。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中,黎姓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和炎黄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3. 可以认为,黎姓和炎黄虽然属于不同的群体和文化传统,但彼此的交流和融合也是历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但彼此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互动。

古代人讲话口音跟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吗?

感谢邀请,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悠长,而语言自然也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发展,那么古人讲话口音和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是一样的吗?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交通闭塞,交流困难

至少在秦帝国之前,华夏民族大多是以部落或者诸侯国的形式来发展的,也就是没有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在当时的国与国,部落与部落之间是有着不同的语言的,而为了可以和共主交流,也有了一种语言,也就是“通语”的诞生,但这种语言一般是官员或者上层人物才会学习,地方也依旧沿用着其自己语言。当然,随着后来朝代的建立,华夏民族成型,也形成了像“雅话”之类的规定用语。

从今论古,可见一斑

即使是到了今日,在广东有粤语,在福建有闽南语等等,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许多地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大至一个省份,小到一个村子,都存在着语言和口音的差异,而在古代,人员不如如今这样密集,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在古代由少部分的人繁衍过来的,他们在古代甚至是一个家族,说着一样的话,但是经过迁徙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口音或语言,并逐渐按地区演变到今天,所以古人说话的口音怎么会和今天普通话是一样的呢?

普通话是这么来的

“普通话”的定义,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而当时的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所以说,今天的普通话实际上是更为贴近元明清三朝的语言的,而与此三朝之前的朝代则没有太大的相同了,而且今天的普通话也吸取了一些地方民族语言,所以说也与古人讲话口音有相同却不尽相同。

在今天,也有许多的人说今天的粤语实际上就是古人说的话,但对于这个问题,粤语是接近隋唐时期话语的,但是是否真是古代官话,这点保留意见。欢迎给予解答

以上便是我的回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更多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进行进一步讨论。

美军为何将B2轰炸机的前进基地从关岛撤到夏威夷?

今年九月,美军第一次将B-2轰炸机部署到夏威夷,而不是此前多次部署过B-2的关岛,原因很明显,在东亚某国弹道导弹、特别是即将出现的隐身轰炸机威慑下,关岛,已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前沿阵地。

B-2隐身轰炸机,虽然强大,在机场上却很孱弱、易被摧毁,后撤部署也是一种必然。

对照地图,咱先看一下夏威夷和关岛的位置:

位于西太平洋中部的关岛,是B-2轰炸机在亚太地区唯一的前进基地,距东亚海岸线约3000公里;而位于东太平洋的夏威夷,此前从未部署过B-2,该地距东亚海岸线约8000公里。

两相比较,美国的这次“战略后撤”步子不小,一下子退了5000公里!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说到这儿,咱先想一想美国为什么要在关岛部署B-2隐形轰炸机,B-2的基地,美军在全世界共有四个(夏威夷这下成了第五个),两个在美国本土,一个在英国的贝尔福德,还有一个就是关岛。

很显然,部署在英国贝尔福德的B-2,是为了遏制俄罗斯,而部署在关岛的B-2又针对谁,咱都明白。

但就在上个月,美军又一次实施B-2的“前进部署”、提升战备与训练的熟练度,却没再去关岛、而退到了夏威夷,如果说是惧怕东亚某国的弹道导弹威胁,这说不通,某国弹道导弹早已存在、震慑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么结论就很明显,这次部署,很可能是为应对某国轰-20的出现而提早准备。

轰-20,立项多年的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时至今日,网络上消息越来越多,性能指标仍高度保密,但可以确定,航程和作战半径会比现役的轰-6K/N大得多,载弹量、雷达隐身能力也有质的提升。

预计轰-20的航程约8000~11000公里,换算成作战半径,即3500~5000公里,很显然这一打击半径已将关岛囊括在内。

该机服役后,关岛不仅将面临弹道导弹、更将面临巡航导弹的重大威胁。

隐身战略轰炸机、如B-2是一种高科技武器平台,长时间为美国所垄断,基于多年使用经验,对这种武器的渗透力、震慑力,美国是很清楚的。

对关岛、乃至夏威夷这样的前进基地,缺乏纵深、战舰又无法长时间海上巡航,即便部署先进的F-22、F-35,也难以抵御隐身轰炸机的导弹攻击。

正因对此十分忌惮,美国才退而求其次,将夏威夷作为B-2的一个后方部署基地。

这样做,一方面可规避某国的远程打击,另一方面,倘若开战后关岛遇袭,还可以倚仗夏威夷继续发挥B-2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据守夏威夷的B-2对某国威慑能力也严重下降,即便B-2有11000公里的航程,搭配射程3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从夏威夷出发也只能勉强摸到东亚大陆的边缘,战略威慑能力严重缩水。

而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众多军事基地,均在轰-20的打击范围内,现在B-2出于谨慎、退守夏威夷,宣告了一件事:

美军挟B-2单向威慑某国,而不担心反击、甚至被连窝端的时代,就此结束!

但即便跑到了8000公里外,在轰-20+“长剑-10”巡航导弹的打击半径下,看似遥远的夏威夷就一定安全么?

嘿,就让咱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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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除秦国外其余六国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行百里而半九十,在战国前期能够成就六国的因素,到了后期反而就六国衰落的原因了。

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几乎亡国。阴晋之战,秦国倾举国之兵50万,居然被吴起5万新军击败,河西之地尽数被魏国夺去,秦国被压迫在洛水以西。当时的秦国,情状之惨,堪如长平之战后的赵国。山东六国皆视秦国为蛮夷之邦,不屑与之为伍。秦国几乎要淡出国际主流社会之外了。秦国国际情况不好,国内情形更是糟糕。在经历了“”四世之乱”后的秦国,政治局面波诡云橘,充满重重危机。

(秦国国势危急时)

内忧外患之下,在魏国流亡29年的公子连被迎立为新的国君,是为秦献公。秦献公没有立刻带领秦人反击六国,而是带着秦人往西发展,打下了西部两个郡的土地用来做秦国的战略后方,随后才开始进行了一些移风易俗的改革,比如废除人殉等。秦献公还趁着韩魏交战,出击过魏国河东,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秦国这才再一次出现在国际主流视野。

然而,秦献公致力于削弱奴隶主的改革并没有得到施行,就在一场战斗中因伤去世了。秦孝公上任后遍发求贤诏,延揽天下才俊。公孙鞅被景监推荐与秦孝公彻谈三天三夜,由此奠定秦国的改革基调。

魏国率先改革,提拔了一大批的平民人才进入朝堂,一时间人才济济,国力强盛。魏国的改革因此成为六国改革的样板工程。公孙鞅在魏国待的年头够久,他很快就发现了魏国改革的弊端,宗族势力过于沉重,阻挠了改革往更深层次的发展。魏国朝堂上的人才,到了魏惠王时期,就已经很多出身于公族了,因为魏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公孙鞅本有大才,原来是在魏国大梁闲居,可是魏王却不能用。后来的张仪、公孙衍、范睢等人莫不如是,这些给魏国带来了极大伤害的人原先都是魏国人。

(秦国新军是变法的成果之一)

其实,这种人才流动机制,直到科举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逐渐完备。

公孙鞅看到魏国出现的这种情形,就把整个秦国当成了绩效主义的大型实验室。公孙鞅首先大行中央集权,打击豪强,使得秦国上下利出一孔。同时,他又把秦国朝堂上的官职向公众开放,设置成20等爵位,以耕种土地和战场杀敌作为指标,并且设置了大量的官吏用来确保这种制度被推行。所以,当时的秦国社会是以吏为师,大量的秦朝官吏走向田间地头,跟农民们宣传新法。

如此一来,秦国的社会阶层被彻底打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产积极性,战斗积极性热情高涨起来,秦国的变法仅仅数年就已有小成。

秦国的变法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其他国家也都有间谍探子来到秦都考察,他们做了详细的汇报给了各国国君。既然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什么其他六国不照本宣科,例行变法呢?

这是因为秦国变法是一次彻底的制度革命,从政治改革入手。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从上到下推行,令出必行;最大的坏处是由于变法损害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会受到强大的反制力量,甚至会激起叛乱。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是伴随着政治地位出现的,只要是奴隶主贵族,就会得到大量的继承和封赏。现在,秦国的变法,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全都取消了,都变成了要靠耕种和军功才能获得爵位了,哪怕是皇子也不例外。

(战国后期秦国的版图)

同时,商鞅变法还严格执行了中央集权的制度,统一了度量衡,由国家行政力量掌控经济;设置了保甲连坐,加强了对社会底层的管控力度;秦法的严密程度,甚至连农民耕种的细节,诸如翻土深几分这样的事情都有明确的规定。商鞅通过事无巨细的法令,将整个秦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准的钟表,一切按部就班。由于法令太过繁杂,一般人难以掌握,所以,商鞅就搞了一个干部速成班,培养了大量的吏员,由这些人分散到地方,充任秦法施行的第一线。同时,商鞅还设置了考成法,对这些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从而实现政令通达,不至于变法内容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变法的精密程度是后世的各种变法都不可能相比的。后世的变法往往只是在经济方面修修补补,在政治方面的建树很少。一旦涉及到政治改革,变法者要么被下课,要么人亡政息。如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莫不如是。战国时代,山东六国的变法,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同时,其他六国深陷中原争霸的泥潭,他们为了争夺眼前的微末小利,或者为了在战国末期越来越频繁剧烈的兼并战争中求的生存,不得不急功近利,采取了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想鱼和熊掌兼得,不想过分得罪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维持国家稳定,应对外来威胁。因此,这些国家的变法往往不能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成为国家君主集权集中全部国力以争天下的障碍。秦国却没有这样的顾虑,他们能并敌一向,有着稳固的后方给施行变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秦国启动了一统华夏的战争机器)

秦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战国末期的首强,是因为秦国的变法一直被坚持了下来,法家思想得到了秦国上下的认可。秦国的变法是最为彻底的,秦国的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执行的最为坚决的,这使得在同样的国力条件下,秦国能够动员起比其他六国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果假以时日,其他六国也会慢慢过渡到秦国一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只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车轮已经启动,不会再给其他六国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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